回憶難忘革命歲月

回憶難忘革命歲月

于洲

1945年8月，于洲任威海衛(wèi)市第一任市長。

在失敗和挫折中找到中國共產黨

我于1904年出生在山東省海陽縣司馬莊區(qū)興善村（現乳山市乳山寨鎮(zhèn)李家興村）一戶貧苦農民家里。小時候讀過五六年私塾。14歲那年，地主豪紳殘酷的壓榨剝削逼得我家傾家蕩產，我不得已跟隨一位遠房親戚到東北謀生。先在鴨綠江上拉纖打雜，后又給作坊拉車填土，再后來才經人介紹到安東文信書局當學徒。學徒期間，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進步書刊，其中讀得最多的就是《申報》副刊《自由談》專欄里的一些文章，其民主主義傾向對我影響挺大。后來，我到了大連，在一個書社里買到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七十二烈士手札》等書籍，便在夜間偷偷地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當時頗有精神振奮、耳目一新的感覺。我很快成了孫中山先生民族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擁護者，下決心要回到山東老家干革命。

1926年初，我回到海陽老家，在鄉(xiāng)親中談窮人受苦受難的根源，講窮人應該組織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污吏、土豪劣紳，實現“耕者有其田”的道理。窮苦的農民逐漸聚集到我的周圍，我就同他們商量辦起了農民夜校。開始，入學的人數很少，后來逐漸增加到20多人，我在教他們識字的同時，講解革命道理?？吹剿麄儗Ω锩_始有所認識，我便從中挑選了一部分人秘密組織起農民協(xié)會，把這些人作為農會的骨干，通過他們在本村或外村暗中發(fā)展會員。

駕馬溝村的國民黨員于壽堂，聽說我手里有《三民主義》等進步書籍，特意找我借閱。我們倆一見如故，就著當時的時局和革命任務熱烈談論起來，一致認為應該迅速把當地深受壓迫而又如同一盤散沙的農民群眾組織起來革命，爭取自身權利，支援南方的革命戰(zhàn)爭。在他的動員下，我參加了國民黨。我們一起領導發(fā)展農民協(xié)會，農會在海陽縣東鄉(xiāng)迅速發(fā)展起來。于壽堂同志后來脫離了國民黨，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

1926年冬天起，隨著北伐軍的節(jié)節(jié)勝利，海陽縣的農民運動也蓬蓬勃勃地發(fā)展起來。在這種形勢下，我們不分晝夜地投入到農民協(xié)會的工作中，每天不是被這個村請去做報告，就是被那個村請去建立農會組織。群眾見我們忙得把地里的莊稼活都撂了，就自發(fā)地幫我們耕地播種，這使得我們更加沒日沒夜地投身到群眾工作中去。到1927年春天，農民協(xié)會組織已由司馬莊區(qū)普及到夏村和海陽所兩個區(qū)，在其他鄰近的區(qū)里也有所發(fā)展，擁有的會員多達萬人。

1927年3月21日，上海的工人成功地發(fā)動了第三次武裝起義，我們很受鼓舞，決定組織農民協(xié)會的會員起義響應。經過緊張的準備，我們于1927年6月17日凌晨把全體農會會員集合到駕馬溝村，宣布武裝起義。

起義的隊伍分成兩路，一路由我和于壽堂率領，一路由張乃晨率領。

張乃晨率領的一路，挑選了一批會武術的會員直奔南西屋村，逮捕反動區(qū)長陳錫周。陳錫周是南西屋村的土豪劣紳，清末中過秀才，擅長舞文弄墨，平素在鄉(xiāng)里常借寫狀子搬弄是非，從中漁利；當上司馬莊區(qū)的區(qū)長后，更是憑借職權魚肉百姓。前階段看到我們辦農會，曾派人去海陽縣政府引來便衣警察搜捕我和于壽堂同志，被我們躲過，因此，會員和普通群眾都對陳錫周恨之入骨。張乃晨等趕到南西屋，趁著黑夜翻過高墻，把陳錫周從睡夢中揪起來，拖到于家莊西泊草地上，由于其民憤極大，結果沒等到天亮開公審大會，就被怒火難抑的群眾你一拳我一腳地給打死了。

我和于壽堂率領的一路，號稱“革命便衣隊”，當天夜行50里，于拂曉時趕到海陽所，區(qū)公所的鄉(xiāng)丁做著夢就當了俘虜，我們繳獲了4支鋼槍和1支手槍。會員們在街頭上到處散發(fā)傳單，張貼標語。天亮后，我們在村頭的場院里召開了群眾大會，動員貧苦農民起來參加革命，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爭取自身生存的權利。會后，隊伍開赴夏村，海陽所村有不少群眾加入了前進的行列。在夏村，我們又收繳了8支鋼槍。第二天，隊伍來到司馬莊區(qū)的乳山寨村，參加的人更多了。這時，去海陽縣城打探消息的會員回來報告說，海陽城里的縣長嚇跑了。我和于壽堂等同志商量，決定抓住時機向海陽城進軍。當時，天下著蒙蒙細雨，隊伍趕到城東關時，城門已經關閉，城上的軍警見隊伍開來，連忙開槍射擊，人們頓時緊張起來。這時，天漸漸黑了下來，雨也下大了，我們只好撤回岠嵎山區(qū)，從長計議。

在岠嵎院，我們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讓各村的會員回去加緊做好進攻縣城的準備，留下部分有活動能力的骨干到周圍的區(qū)聯(lián)絡力量，同時保持同各村農會的聯(lián)系。

到了陰歷五月底，我們已經聯(lián)絡好了海陽所沿海的漁民和牟平一帶的群眾參加起義，還爭取在海陽縣郭城區(qū)活動的號稱“革命別動隊”的土匪武裝趙輔臣部參加，我們直接領導的各村的農會組織也都進行了較充分的準備。于是，我們決定再次攻打海陽縣城。

出發(fā)那天，天氣晴朗。按照預定方案，牟平來的隊伍占領城東的消氣塂，我和海陽所區(qū)沿海的漁民領袖宋作梧帶領農會會員和漁民群眾攻占縣城后面的望石山，趙輔臣領著他的土匪隊伍攻城西。

我和宋作梧帶著隊伍從東北方向向望石山逼近，當隊伍行進到山腳時，城頭的敵人開了火，火力很猛烈，但因距離較遠，隊伍中并無傷亡。我和宋作梧領頭沖上望石山，趕跑了敵人設在山上的崗哨，組織大家搬運石頭構筑工事，居高臨下地用步槍向城頭的軍警射擊，等待全面攻城的時機。

我們占領了望石山的消息很快傳到四面八方，各地的群眾蜂擁而來，有的運來海防古炮，有的搬來抬桿槍，有的帶來大刀長矛，有的抬來熱氣騰騰的飯菜。大家都懷著一個共同的心愿——解放這座被貪官污吏盤踞多年的古城。但是，因為趙輔臣按兵不動，又因為用來轟塌城墻的海防古炮爆炸了，所以兩天過去了，縣城還是沒有攻下。

第三天下午，我和宋作梧等正在望石山上研究敦促趙輔臣踐約，準備夜間全面攻城，忽然得知牟平的隊伍硬要撤走，挽留已不可能。我連忙趕到消氣塂，部署人員接替牟平隊伍繼續(xù)監(jiān)視城里的動向，防止敵人從東面迂回包圍望石山。臨近黃昏，突然聽到望石山上槍聲大作，大家要我快去看個究竟。我心急如焚地趕到望石山，隊伍已經不見了，我連忙向北追去。天黑后，我走進一個村子打聽隊伍的去向，眾說紛紜，無確鑿消息，我只好在這個村里住下來。第二天清晨，聽到房東在與人議論，說是縣城戒嚴，4個城門掛了4個人頭。我一聽同志中有犧牲的，頓覺撕心裂肺般地難受，覺得倒不如自己死了好。回到岠嵎院后，我才弄清了望石山上發(fā)生的情況，原來在我們攻城時，縣府和城里的豪紳用一萬元錢收買了趙輔臣，并答應事后讓他當警察局長，趙輔臣見錢眼開，便公然掉轉槍口，伙同軍警一起攻打望石山，山上的同志見敵人來勢兇猛，只好分散撤回。

兩天后，敵人到司馬莊區(qū)來搜捕農會負責人，他們避開大路，專揀山間小路走，妄圖搞突然襲擊。當他們接近駕馬溝村時，見山上設有武裝崗哨，便連忙縮了回去，路過圈港和司馬莊村時，放火燒了幾處房子，搶掠了一批東西。為了防止敵人再來報復，我們組織各村農會建立武裝組織，制備大刀長矛、土槍土炮等武器，學習武術，站崗放哨。我們還在岠嵎院舉辦了青年和小學教員學習班，加強對各村農民的革命教育。當時，全國的局勢很亂，縣城里的敵人自己的前途尚且未卜，就更沒有心思再來司馬莊區(qū)搗亂了，因此，攻打海陽城后的一段時間，農民協(xié)會在司馬莊區(qū)的影響更大了，就連一些小豪紳也糾纏著央求入農會，并主動捐款為農會制備武器。興善院的地主和尚，害怕被群眾揪出來游街，主動繳出土地興辦學校，革命的氣氛在司馬莊區(qū)越來越濃，有的村宣傳婦女剪發(fā)、放足，有的村則拆廟拖神，破除迷信，赤家口村甚至列出了名單，準備平分地主、富戶的土地。

及至蔣介石、汪精衛(wèi)背叛革命后殘酷地屠殺共產黨人和廣大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蔓延到海陽境內，地主豪紳便勾結當地的封建迷信組織“大刀會”“白旗會”等向農民協(xié)會反撲過來。他們在各村野蠻地進行打、砸、搶，強迫農民協(xié)會的會員退出農會參加他們的迷信組織，對農民協(xié)會的骨干和負責人則進行瘋狂的報復。

1928年2月，反動的“大刀會”在赤家口南山，一次就殺害了耿文華等13位農會的同志。一時間，封建反動勢力的氣焰甚囂塵上，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就這樣被斷送了。我在家鄉(xiāng)不能立足，便于1928年的春天轉移到海陽西鄉(xiāng)的辛莊頭、石馬灘頭、夏澤、發(fā)城一帶繼續(xù)秘密進行革命活動。

幾經反復，1929年初，海陽城里掛出了“海陽縣國民黨整理委員會”的牌子，國民黨取代了地方軍閥的統(tǒng)治，我回到司馬莊區(qū)，被群眾推舉為保衛(wèi)團副團長（團長是個失業(yè)窮困的舊警官）。這時，盡管我的生活安定下來了，但我的心情卻異常的沉重，眼看著國民黨完全背叛了孫中山先生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我看不到中國的出路在哪里，陷入了彷徨、苦悶中。

1930年冬天，經人介紹，鄭天九同志（日照縣山字河村人，中學畢業(yè)后曾在葉挺將軍率領的鐵軍中參加過北伐戰(zhàn)爭）從濟南來到司馬莊區(qū)保衛(wèi)團任政治教員。我們倆一見如故，很快就發(fā)展到無話不談。鄭天九同志告訴我，國民黨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代表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豪紳利益的反動組織，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徹底進行革命，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才能救中國。我聽了這些革命道理，心里覺得豁然開朗，暗暗下定決心要找到共產黨。等我們倆的關系更加密切后，我向鄭天九同志表示決心跟著共產黨走，堅決革命到底。鄭天九同志聽后鄭重其事地告訴我，他就是共產黨員。在失敗、挫折、彷徨、苦悶中，我找到了中國共產黨，就像無依無靠的孩子突然找到了媽媽，那種喜悅的心情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

1930年冬，鄭天九（左）和于洲（右）合影。

1931年1月，鄭天九同志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后，我開始了一種完全嶄新的生活。

跟著共產黨百折不撓干革命

1931年4月間，鄭天九同志因工作需要離開了海陽，而當時海陽的階級斗爭已日趨尖銳，我痛感自己的階級斗爭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都太低了，無法適應斗爭的需要，于是決心想辦法去外地學習。我把自己的想法寫信報告了鄭天九同志，他回信表示同意，并介紹我到北平第十七中學去找一位姓王的同志接關系。

1931年冬天，我辭去了司馬莊區(qū)保衛(wèi)團副團長的職務，來到北平，可是那位王同志已離開了十七中，我只好設法住下來，搜集材料自學。先后學習了《共產黨宣言》《馬恩列斯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書籍，我明白了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動力的道理。馬列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必然導致資產階級滅亡和無產階級勝利的學說，更加堅定了我的革命意志和取得革命勝利的信心。

1931年在北平弘達中學學習的于洲。

1932年冬，鄭天九同志在日照暴動失敗后來到了北平，他在聽完我的學習情況匯報后表示，希望我到革命的實際斗爭中去鍛煉。恰在這時，擔任牟?？h委書記的王心一同志被捕后逃出來，也來到了北平，由他寫信介紹，我立即動身返回海陽。

1932年年底，我由北平回到了家鄉(xiāng)，接上組織關系后，便在司馬莊區(qū)著手秘密發(fā)展黨員。先后發(fā)展了孫書堂、于天彬、孫書科、單伯苓等，又由他們在盤古莊、乳山寨、于家莊等村發(fā)展。當時，我寄居在乳山寨村一個親戚家里，隨著工作的逐漸展開，來往接頭的同志越來越多，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于是就同孫書堂等同志商量，把興善院附近的一處荒山開墾成了果園，以推廣栽培果樹的名義，掩護來往同志的活動。這個果園，遠離村莊，環(huán)境幽靜，的確是進行地下工作的好處所，很快成了革命同志的聯(lián)絡站。建國后，這個果園被濟南軍區(qū)后勤部擴建為“新華果場”，成為軍區(qū)的一個水果基地。

于洲在曾經參與修建的長江大橋上。

1933年5月，組織調我到文登鄉(xiāng)師工作，公開身份是鄉(xiāng)師事務處科員。當時的文登鄉(xiāng)師，師生中的共產黨員有30多名，校長于云亭也是共產黨員，就連不是共產黨員的師生，課余在宿舍里促膝談心的時候，或在校園里散步的時候，大家談論的主要話題，也多半是國家的前途和祖國的命運。因此，這所學校，名義上是國民黨辦的，而實際上是我們黨的一個紅色堡壘。我到校后，膠東特委委員劉經三同志指定我以公開身份做掩護，負責膠東特委與北方局來往秘密信件的化學處理和轉遞工作。

1934年初春的一天，文登縣警察局長突然帶著大批警察闖進學校，逮捕了校長于云亭同志和另外幾位教師黨員。原來是一個學生黨員叛變了，向敵人出賣了于云亭等幾位同志。在這樣的情況下，鄉(xiāng)師秘密黨支部的負責同志繼續(xù)留在學校非常危險，我便設法把支部書記劉家語（谷牧）和支部委員叢培塦同志轉移到海陽縣司馬莊區(qū)的兩所小學任教，以教學為掩護，在那一帶開展黨的工作。我留下來，與王炳真和張學禮同志組成了臨時黨支部，繼續(xù)在學校里進行革命活動。堅持到秋天，環(huán)境進一步惡化，我才被迫離開學校，回到了海陽。

1935年7月的一天，膠東特委書記張連珠同志就組織農民暴動問題征求我的意見，我談了自己的看法，認為現在已是發(fā)動全民族走向抗戰(zhàn)的階段，應利用山東軍閥韓復榘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發(fā)動廣大群眾準備抗戰(zhàn)。再從軍事力量和地理環(huán)境方面看，韓復榘在山東有5個師的兵力，隨時可以調到東邊來鎮(zhèn)壓，而我們的暴動人員既缺少槍炮等武器，又沒有受過起碼的軍事訓練，難以與敵人正面對抗。一旦暴動后在軍事上失利，我們地處半島東端，缺少回旋的余地，因此，吸取博興、日照等縣暴動失敗的教訓，不宜組織大規(guī)模的農民暴動，而組織小規(guī)模的軍事活動是可以的。張連珠同志和當時在場的孫學之同志點頭表示贊同。后來特委還是決定進行暴動，我只有服從組織的決定。特委成立了暴動指揮部，張連珠同志任總指揮，程倫同志任副總指揮。暴動分東西兩路進行：東路由張連珠和劉振民同志負責，組織文登、榮成和威海衛(wèi)的群眾參加，于得水同志任突擊隊長，進攻的重點是石島；西路由程倫、鄒青言、曹云章三位同志負責，暴動的重點是夏村，組織海陽、萊陽和牟平的群眾參加。我在西路參加暴動，任務是組織第二梯隊，做地下策應工作，不暴露身份，萬一暴動失敗，好組織群眾繼續(xù)堅持斗爭。暴動的時間定在農歷十一月一日，后由于準備工作不充分，張連珠同志決定暴動推遲至農歷十一月四日進行，這就是膠東革命史上著名的“一一·四”暴動。暴動失敗了，膠東特委的張連珠、程倫、曹云章等主要領導人和好幾十名同志壯烈犧牲了。噩耗傳來，我真想帶領第二梯隊的同志去和敵人拼了，但我沒有那樣做，我們付出的代價已經夠沉重了，我不能把隱蔽下來的同志再往虎口里送。這時，內線傳出了敵人要對我下毒手的情報，同志們都勸我趕緊到外地去躲一躲，我也正想找到上級黨組織，把暴動的情況詳細匯報一下，于是再次離開了海陽縣。

1944年，于洲時任東海專署副專員。

我到了青島，想找宋竹庭同志，可一打聽，宋竹庭同志已經被捕了。我又到了濟南，這時，于云亭同志剛剛出獄，我便住在于云亭同志家里。原來于云亭同志在文登鄉(xiāng)師被捕后，堅持說是壞蛋學生誣告他，文登警察局也拿不出可靠的證據證明他是共產黨員，但又不死心，就把于云亭同志押送到了濟南。在濟南，于云亭同志堅持在文登時的口供，省教育廳長何思源便出面把于云亭同志救了出來。于云亭同志也沒有找到黨組織，而我又不便在他家里久住，經人介紹，便跟著新上任的茌平縣長葛棟華動身去了茌平。

在茌平，我一邊在縣府里做事，一邊積極尋找黨組織。七七事變后，聊城專區(qū)的國民黨專員范筑先誠心誠意與共產黨合作，率領下屬各縣軍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恰在這緊要關頭，我與在茌平縣政訓處做事的共產黨員曹志真同志接上了關系。我們立即行動起來，發(fā)起組織青年救國會，編印《青年進步》小冊子，號召青年們走上抗戰(zhàn)前線。在此基礎上，我們又組織了青年抗日先鋒隊，我擔任隊長。這期間，我們積極從青救會和青抗先中發(fā)展共產黨員。

1938年春，我們與中共魯西北特委取得了聯(lián)系，經特委批準，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茌平縣工作委員會，劉昱同志任書記，曹志真同志任組織委員，我任軍事委員兼統(tǒng)戰(zhàn)委員。有了黨的組織，同志們的抗戰(zhàn)熱情更高了，我們設法從縣政府內搞出一批槍，又從八路軍津浦支隊孫繼先同志那里領到了二三十支槍，組織成立了茌平縣游擊大隊，馬芾村同志擔任大隊長，我任政委。

1938年夏天，日本侵略軍糾集主力，分三路進攻聊城，抗戰(zhàn)將領范筑先誓與聊城共存亡，率領城中軍民同仇敵愾，迎頭痛擊日本侵略者，終因孤立無援、彈盡糧絕而壯烈殉國，聊城及所轄各縣相繼淪陷。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和工委的同志們帶領游擊大隊活躍在農村，憑借青紗帳，同敵偽展開了游擊戰(zhàn)。到了冬天，青紗帳落，敵人加緊了對游擊隊活動區(qū)的掃蕩，情勢非常危險。就在這艱難的時候，八路軍一一五師來到魯西北，粉碎了敵人的掃蕩，并整頓和整編了地方武裝。整編后，我到了一一五師。1939年春，中共山東分局要挑選一批干部到膠東工作，我在入選之列，于是，我欣然踏上了回膠東的征途。

這時的膠東，黨的組織已經健全，中共膠東特委改名為山東省膠東區(qū)黨委，下設東海、北海、西海、南海四個地委。在軍事建設方面，成功地舉行了天福山起義，建立了人民的武裝——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后來“三軍”同掖縣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合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我回到膠東后，區(qū)黨委分配我到東海地委擔任地委委員兼民運部長。東海地委負責領導牟平、海陽、文登、榮成及威海衛(wèi)人民的革命斗爭，于克恭同志任地委書記，王臺同志任組織部長，韓力同志任宣傳部長，叢桂滋同志任保衛(wèi)部長，職工會長是姜大同志，婦救會長是曲韶華同志。我和于克恭同志已有數年不見，今日相逢，又在一起工作，都格外高興。

我是1939年8月到達東海區(qū)的。這時，我黨在東海區(qū)尚無根據地，也沒有自己的武裝，地委機關基本在地下活動，當然也就沒有固定的駐地了，環(huán)境十分艱苦。盡管環(huán)境艱苦，但是我們在于克恭同志的帶領下，始終保持著樂觀向上的情緒，始終都在緊張而有秩序地開展工作。到1939年年底，全東海區(qū)的各級黨組織都建立健全起來，黨員也發(fā)展到1000多人，通過他們的積極工作，在許多村子里成立了群眾抗日組織，秘密開展抗日活動，并為轉戰(zhàn)在北海區(qū)和西海區(qū)的五支隊輸送了1000多名新戰(zhàn)士。我們地委還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裝——一支擁有150余人的隊伍，編為一大隊。

1939年12月中旬，膠東區(qū)黨委派于得水同志率領一個營東進，試圖配合東海地委在昆崳山區(qū)建立根據地。地委機關帶著新建的一大隊，隨于得水同志夜行曉宿，嚴密封鎖消息，于12月20日順利到達昆崳山后的院下村?？墒?，還沒等我們展開工作，頑軍鄭維屏、叢鏡月、秦毓堂等部就聯(lián)合向我們逼過來。我方力量單薄，寡不敵眾，只好撤回到北海區(qū)棲霞縣的郝格莊村。這次東進建立根據地的目的沒有達到。

1940年春節(jié)期間，我在乳山寨的親戚家聽從青島跑回來的人說，日本出動3萬多人，從西到東對膠東進行大掃蕩。我想：盤踞在東海區(qū)的大大小小的頑軍司令，平日里反共、欺壓老百姓時個個逞能，可要真聽到日本人來掃蕩，必然撂槍作鳥獸散，這正是我們發(fā)動抗日群眾，揀槍組建抗日武裝的好時機。于是，我連夜跑到60里外的地口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于克恭同志。于克恭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并讓我立即起草地委指示，他起草建軍方案。草稿擬定后，我們倆顧不上等召開地委委員會討論，只和當時也住在地口村的地委秘書馬黃漢同志一起檢查了一遍，就立即動手刻印，向各縣分發(fā)。各縣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接到地委的指示后立即行動起來，在全區(qū)掀起了一個揀槍拉隊伍的高潮。等日寇掃蕩過去，頑軍司令們尚驚魂未定之際，我們已在全區(qū)建立起了一支1000余人的抗日武裝。

1940年3月8日，東海地委在文登縣李仙莊宣布正式成立“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九軍”，于克恭同志兼任司令員。這次揀槍拉隊伍的行動，被稱作東海地區(qū)的“二次起義”。為了加強“九軍”的戰(zhàn)斗力，膠東區(qū)黨委派于已心等同志帶著北海獨立二營于3月下旬趕來東海與九軍會合，于已心同志任“九軍”的參謀長，九軍迅速成為一支令東海的頑軍司令們望而生畏的人民武裝。此后，東海地區(qū)的斗爭形勢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由過去的國民黨頑固派的大小司令全盤統(tǒng)治，變成了敵、頑、我的三角斗爭。在這種三角斗爭中，敵頑逐漸合流，我軍須前頭拒“狼”，后頭打“狗”，有時一天要經歷兩三次戰(zhàn)斗。然而，又正是在這種斗爭中，敵頑日漸失掉民心，走向滅亡，而我軍日益得到群眾的擁護，發(fā)展壯大，走向勝利。

1940年4月15日，在我軍討伐駐扎文登縣林村的頑軍王興仁部的戰(zhàn)斗中，于克恭同志不幸壯烈犧牲了，同志們個個悲痛萬分。在這非常時期，地委召開緊急會議，推舉我代理地委書記。直到7月，膠東區(qū)黨委才派來了新的地委書記梁輯卿同志和司令員孫端夫同志。

1940年9月，在各縣建立縣級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礎上，東海區(qū)專員公署成立，孫端夫同志被選舉為專員，我擔任參議長和黨內的財委書記、群委書記?？谷照嘣跂|海地委的領導下逐漸向敵占區(qū)擴展，在敵人的據點附近建立“兩面派”政權，向敵人的據點內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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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洲（前）與膠東區(qū)行政聯(lián)合辦事處行政委員會主任曹漫之（后）合影。

1941年春，國民黨反動派發(fā)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駭人聽聞的“皖南事變”。為迎合這股逆流，膠東的頑軍組成了所謂的“抗八聯(lián)軍”，兵分三路向我東海根據地發(fā)動進攻，我軍堅決進行反擊，先于2月初擊潰了盤踞在文登縣黃龍峴的叢鏡月部，接著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西進，包圍了丁綍庭的老巢胡八莊，將其大部圍殲，丁綍庭只率小股殘兵從下水道逃走。到了3月中旬，又攻下觀水村，殲滅陳昱大部，3月下旬又攻克崖子，活捉匪首苗占魁。經過這次反投降斗爭，東海地區(qū)的革命根據地已大部分連成一片，部隊和根據地的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情更加高漲了。至1944年底，我們已經掃除了日寇在我區(qū)內的48個大小據點，日寇只能龜縮在威海衛(wèi)、煙臺市、牟平城和石島等幾個沿海城鎮(zhèn)了，至于大大小小的頑軍司令早就被清掃得一干二凈。

1945年10月，中共威海衛(wèi)市委機關報《新威日報》社成立，于洲任社長。圖為報社職工暨董事會全體成員合影（二排左四為于洲）。

1945年8月8日，蘇聯(lián)政府對日宣戰(zhàn)，蘇聯(lián)紅軍進入我內蒙和東北三省。8月10日，日寇被迫發(fā)出乞降照會，當日，朱德總司令向各解放區(qū)所有武裝部隊發(fā)布命令，要部隊立即就近接受日寇投降。消息傳來，根據地的軍民無不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地委和軍分區(qū)（當時已設軍分區(qū)，領導區(qū)內武裝）立即研究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地委書記梁輯卿同志、軍分區(qū)司令員劉涌同志、政委仲曦東同志、副司令員于得水同志率領，解放煙臺市；一路由軍分區(qū)參謀長張懷忠同志、副政委張少虹同志和我率領，解放威海衛(wèi)。

我們這一路，帶著軍分區(qū)的一個營和三個縣大隊，于8月15日拂曉前到達威海衛(wèi)郊區(qū)，首先占領西、南兩面的高山，居高臨下，對市區(qū)嚴加封鎖；接著派出偵察員，在當地武工隊員的配合下逼近市區(qū)，偵察敵情，保護我方代表進城送交促降通牒。敵人困獸猶斗，一面堅守著要道碉堡，一面派水上飛機輪番向我轟炸。天大亮后，城內的偽專員徐胡子派他的哥哥徐寶和出城接我方談判代表進城，趁便觀察我軍虛實。我們覺得這是給敵人造成錯覺的好機會，就故意大造聲勢，同時由張少虹同志對徐寶和個人曉以利害及民族大義。果然徐胡子在聽了其哥哥的匯報后表示愿意投降?？墒莻尉瘋渌玖钔跏龇紖s下令要他的蝦兵蟹將死守陣地，等待蔣匪。為了拖延時間，王述芳又特派使者打著白旗出來談判。張少虹同志當即戳穿其陰謀，命令那個使者回去告訴王述芳，必須在36小時內繳械投降，方可既往不咎，否則罪上加罪。嚇得那個家伙兩腿打顫，幾乎癱倒在地，滿口答應著“是！是是！”地跑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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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4日，在反對美軍登陸中，于洲（中方握手者）會見美軍方人員。

那個所謂的使者回去之后，我們立即一邊部署迫降，一邊準備攻城。16日傍晚，戰(zhàn)士們突然報告，市內數處起火。我們當即判斷：敵人要逃跑。一聲令下，早就做好了戰(zhàn)斗準備的指戰(zhàn)員聞風而動，旋風般地向市內撲去。在疾速行進的途中，我們看到海中有數十艘大小船只正向劉公島方向移動，有的戰(zhàn)士就端起步槍向敵船射擊。這下可露出馬腳了，讓敵軍察覺到我們不是主力，但他們已經撤出，無可挽回了。當我們占領日寇駐威頭目吉山的公館時，只見他的箱柜均未來得及搬走，可以想見其逃走時是怎樣地驚慌狼狽了。

過了幾天，敵艦趁夜間從劉公島出發(fā)向市區(qū)反撲，我軍早有防備，大家伏在碼頭上的簡易工事后面，待敵艦靠近后，接二連三地把手榴彈扔上去，直炸得敵人鬼哭狼嗥，掉轉船頭就跑。這樣持續(xù)了5個晚上之后，敵人就再也不敢來了。隨后，敵偽及其家屬在劉公島上缺糧、缺水，不得不從海上逃到青島去了。

威海衛(wèi)解放后，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電令我擔任威海衛(wèi)市長，著即組織市政府。一種嶄新的、更加艱巨的工作開始了。（來源：中共威海市委黨史研究院）